龙应台:无法趴在你胸前倾诉

当家长不知道自由和尊重,孩子理所当然就在「爱等于暴力」的氛围里成长,然后这孩子有一天又变成了家长。

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孩子,孩子抱着头边哭边躲,门锁上了,孩子无处可逃。

这若是发生在大街上,可能路人都会冲上来救孩子,把施暴者揪住送派出所。可是,这发生在家里,听见嚎哭声的邻居,多半认为这是父母在尽责管教。

我们是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的,白衣黑裙的制服还没脱掉,就隔墙听见他的嚎哭。后来渐渐长大了,小男孩变成一个自尊心倔强的少年,挨打时只听见大人的怒骂和东西撞击的坠落。我知道他一定噙着眼泪,但是死命咬牙,不让人听见他的声音。

他成绩不好,常常溜出去到租书摊子上看漫画——一整排孩子蹲在街头墙角看漫画。他的父亲刚好路过发现,暴冲过去,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,像拎一只鸡。回到家,也像处理鸡一样,他父亲用绳子把他的脚绑在厨房的桌脚上,命令他读书,读学校要考试的正经的书。

单单是隔墙听声,都觉得恐怖,但是我知道他父亲是爱他的。身为军人的父亲,对爱的唯一认知,就是管教,而管教的唯一方法,就是暴力。然而「爱等于暴力」的认知究竟来自哪里呢?

光与影的救赎

著名的瑞典导演柏格曼(Ingmar Bergman)有一天正在剧院工作时,接到母亲的电话。父亲在医院诊断出恶性肿瘤,母亲希望儿子到医院去探视。柏格曼一口回绝:我没时间,就是有时间也不想去。我跟他没话好谈,也根本不在乎他,何况,他临终时见到我,恐怕也觉得不舒服。

柏格曼的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。柏格曼说,不要跟我感情勒索,哭没用的。不去就是不去。

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当天晚上母亲就在大雪纷飞中亲自赶到了剧院,给了大导演一个巴掌。柏格曼对母亲道歉,然后母子俩说了一整夜的话。四天之后,母亲猝逝,柏格曼最后总算到医院见了父亲,但只是去传达母亲的死讯,说完就走。

柏格曼描述自己的成长,惩罚几乎是整个家庭教育的核心。身为牧师的父亲,以最严厉的规范管教子女,依循宗教的顺序逻辑:犯罪、忏悔、惩罚、原谅。

譬如说,如果幼儿柏格曼尿了床,他就会被大人换上一件红色的小短裙,穿一整天来当众昭示他的罪行。

如果孩子们打了架,傍晚就被召集到父亲书房里,先进行侦查审讯,然后要忏悔认错,最后鸡毛掸子拿了出来,你自己先说自己应该被抽几下。「刑度」确认了之后,女佣把一块小褥子摊开在地,你自动脱下长裤和内裤,趴到褥子上,有人会按住你的头颈,然后施刑。孩子会被打得皮开肉绽,撕裂的皮和血糊糊的肉黏在一起。

施刑后,不管怎么痛怎么哭,你得前去亲吻父亲的手,由他宣告你被原谅了,除罪了,你才得救。带着糜烂流血的伤口回到卧房,晚餐,是不准吃的,那是惩罚的一部份,但是全部加起来,都比不上这一整天的当众羞辱来得沉重。

柏格曼最恐惧的惩罚,是被关进一个黑暗的橱子里去。那个橱子里,大人说,养着一个专门吃小孩脚趾头的怪物。犯了错的小柏格曼被关进去,死命抓着里头的吊杆,勾起脚,不敢放手,以免脚趾头被怪物吃掉。柏格曼就在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吞噬中长大。

幼小的孩子面对暴力和恐惧,就本能地寻找求存的办法。柏格曼的哥哥个性较强,试图反抗,做父亲的就用更强大的意志力「折断」他,也几乎折断了他。柏格曼的妹妹变成一个彻底乖顺、服从的人,而柏格曼自己,他说,他很小就决定做个大说谎家,以蒙骗和伪装避祸。

儿时的伤害,是一辈子的伤害。柏格曼显然一生都无法逾越这个伤口,即使到了他父亲的临终。当他被关进那个恐怖的黑箱时,他偶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电筒,电筒射出红、蓝两色光。

在黑暗中,光投射在墙上,出现了一个顽皮的、意想不到的世界。柏格曼拯救不了他和父亲的关系,但是在光影虚实交错的电影艺术里,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。

向写作逃亡

电影之于柏格曼,犹如写作之于卡夫卡,是个救命的逃生门。如果把卡夫卡《给父亲的一封信》和小说《蜕变》并着阅读,就会了解原来《蜕变》里完全失能的一条虫,就是卡夫卡面对父亲「暴力统治」的真实精神状态。

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闹着要喝水,不见得是真的口渴,而是希望引大人关注。父亲喝斥几次不停之后,冲进房里,把孩子猛力从床上抓起来,拎到阳台,让穿着睡衣的小男孩站在阳台上,锁上了门。

从此以后卡夫卡就彻底顺从了。一直到成年,那一晚所造成的恐惧从来没有消失过,到他死都觉得「那巨大的、代表无上权威的父亲随时随地会在夜里出现,把我抓到阳台去,这意味的是「对他而言,我什么都不是。」卡夫卡「一辈子活在『我一文不值』的自我蔑视中」。

长大后的卡夫卡是一个不说话的人。小时候,回到家,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让他有点开心的事,父亲就会用极尽嘲讽的音调说,「哼,这也值得提?」他不敢流露喜悦,因为会被戏弄;他不敢提及委屈,因为会被斥责。只要一开口,就会被父亲当众驳斥,他首先失去开口的勇气,最后失去说话的能力,心中充满的是恐惧、不安,以及对自己能力的彻底不信任。

我的世界分成三块:一块是奴隶我,活在一堆我永远无法达成的命令之下。一块是不断对我下命令而永远在批评的父亲。第三块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乐的人……

我永远生活在耻辱之中。遵从你的命令是耻辱,因为你的命令是针对我一个人设置的。反抗你的命令更是耻辱,因为我怎么可以违背你?如果我遵从命令而做不到,那就是因为我不及你的体力、你的胃口、你的技术,而这就是耻辱中的耻辱了。

卡夫卡想像自己摊开一张世界大地图,但是父亲的身体就横跨在地图上,只有他的身体覆盖不到的地方,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,但是父亲占据了几乎整张地图。

他不得不向写作逃亡。卡夫卡的父亲痛恨儿子的写作,因为那是一个他自己陌生的领域,在掌控之外,但卡夫卡心里却暗喜,因为正是父亲的不悦证实了他自己独立的存在——透过写作,「我安全了。可以呼吸了。」

卡夫卡自由了吗?不愿意去见父亲临终的柏格曼——自由了吗?恐怕没有。卡夫卡黯然对自己承认:

我哪里自由了呢?事实上,不管怎么写,我写来写去都在写你。
我用写作来倾吐,只不过因为我无法趴在你胸前倾吐。
写作,是我跟你拖得很长的一个告别……

打你不要还手

张爱玲被自己的父亲暴打时,已经是一个快要二十岁的大人了。用今天的眼光看,根本就是一种刑事伤害罪。

但那既不是张爱玲的第一次,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现象。

我父亲蹬着拖鞋,啪达啪达冲下楼来,揪住我,拳足交加,吼道:「你还打人!你打人我就打你!今天非打死你不可!」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,又偏到那一边,无数次,耳朵也震聋了。

我坐在地上,躺在地下了,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。终于被人拉开。我心里一直很清楚,记起我母亲的话:「万一他打你,不要还手,不然,说出去总是你的错。」所以也没有想抵抗……

我回到家里来,我父亲又炸了,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,稍微歪了一歪,飞了一房的碎瓷……

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。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……

所谓暂时其实长达半年,而且还包括张爱玲在监禁期间患了疟疾,需要治疗,做父亲的只是私自打针,不放她自由。

暴力统治,从家到国

柏格曼对自己幼时所经历的家长暴力统治,除了宗教的解释之外,还看出了家庭结构所透露出的权力压迫本质:为什么二战期间瑞典人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纳粹?

柏格曼说,「因为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『自由』,更不知道『自由』的滋味是什么。在一个阶级体系里,所有的门,都是关闭的。」

当家长不知道自由和尊重,孩子理所当然就在「爱等于暴力」的氛围里成长,然后这孩子有一天又变成了家长。

转载自:台湾《天下》杂志
原文地址: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798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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